“……会战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交战双方都期冀通过一场决定性的战斗，一劳永逸地歼灭敌军，从而左右战争的结局。
“需要注意，尽管各国军队都为追求这个目标而不断开发出全新的军事技术与组织模式，甚至不惜为此倾家荡产； “但会战不是许愿机器，无法把奖品塞进胜利者手里；会战也不是跷跷板，在我方这一头放下胜利的砝码，敌人的失败就会在另一头升起。
“会战的直接结果，仅仅是死了很多人、损失了很多财产而已。
“须知，在五世纪，过万伤亡的会战，就足以被形容为惨烈。
“然而同一时期，随便哪场瘟疫都能轻易掳走几倍于这个数量的性命。
“凭什么几万人在荒郊野岭械斗一天，就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归属？
“因为古往今来所有政权，都是建立在‘强迫服从’的地基上。‘全面战争’时代之前的政权尤其如此。
“尽管统治阶层会发明各种理论，绞尽脑汁增加地基中‘自愿服从’含量，可终究无法改变‘强迫服从’的底色。
“被统治者与统治者、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以及统治阶层内部，都在进行着永恒的博弈。
“在这种情况下，就像用杠杆撬动重物，统治阶层只需很小的力量，就能对很大的被统治阶层建立统治。
“所以古帝国人只有一座城市，最终却‘征服’领土百倍于他们的‘蛮族’；所以赫德人只靠一两个万人队，就能向帕拉图人索取贡赋。
“但这种平衡十分微妙，博弈是正和、零和还是负和，会导向截然不同的结果。
“并且因为统治阶层总是会索要更多，所以‘强迫服从’的能力也总是捉襟见肘。
“而在五世纪，一个政权所具有的‘强迫服从’的能力，主要建立在暴力、而非公共服务之上。
“歼灭敌军，实际就是在削弱敌对政权‘强迫服从’的能力。
“至于会战最终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则取决于参战双方在此基础上的后续博弈。
“因此，优秀的统帅不仅擅于赢得胜利，更善于利用胜利……”
——白邦妮《理性时代的战争艺术》（新海蓝，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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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石城]
[大教堂]
枫石城大教堂门扉紧闭，正殿内，一场小型的追悼会正在进行。
三天前，也是在这座圣殿内，新共和国举办了悼念在诸王堡之战和翡翠渡之战中牺牲的战士们的仪式。
那场追悼会办得很隆重，枫石城里的头面人物，无不素服到场致哀。
相比之下，今天的这场追悼会有些寒酸。
前来致哀的人，连三排长椅都没坐满，令宏伟的大教堂看起来冷清又空旷。
香炉摇晃的声音在拱门和立柱间回荡，更添三分悲凉。
但是不要误会，这场追悼会之所以参加者寥寥，不是因为枫石城的士绅名流们不愿露面，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资格前来。
因为今天追悼的对象，是博德·盖茨上校。
所以祭台下面坐着的，除了国民议会的几位代表，就只有陆军学院毕业的军官，以及军官们的家眷。
严格来说，博德·盖茨上校的葬礼已经办过一次——新垦地全体自由人大会上，新军‘四柱’亲自扶着上校的灵柩进入这座圣堂。
之所以今天又办一次，则是为了向遗属表示慰问，弥补遗属没能见上校最后一面的遗憾。
是的，历尽波折，博德上校的遗孀和女儿终于被新军接来了新垦地。
诸王堡血夜之后，格罗夫·马格努斯第一时间下令搜捕蓝血派军官、议员的家属，并将后者集中看押。
虽然博德上校当时被认为已经战死，但是本着宁可抓错也不放过的原则，马格努斯还是把他的妻女抓了起来。
待到新垦地事变，红蔷薇窃据枫石城，而铁峰、白山、雷群、边江四郡奋起反抗，博德·盖茨又被确认为“新垦地叛军”的首领。
只是这次的情况，与前次恰好相反：这一次，博德上校在河谷村会战壮烈牺牲，而诸王堡方面却误以为上校还活着。
于是格罗夫·马格努斯对于博德上校的妻女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关押在诸王堡，他都觉得不踏实。
因为“博德”可是货真价实的帕拉图名门，虽然到博德·盖茨上校这一代已经人丁凋零，但还是一块响当当的招牌。
不仅对于蓝蔷薇来说，“博德”的姓氏很有影响力，在红蔷薇里，博德上校也颇有人望。
先前软禁博德夫人和博德小姐，已经让马格努斯承受了不小的内部压力。
现在传出消息博德·盖茨还活着，那这一老、一小两个女人就更危险了。
所以在发动二次政变之前，马格努斯秘密将博德上校的妻女转移到了圭土城。
再到后来，詹森·科尼利斯接管诸王堡防务，一并接管了马格努斯手中的人质。
本部长阁下做得比“毒蛇”更绝，干脆把所有人质装上战船，打包送到圭土城，彻底断绝了“新垦地叛军”和“虹川叛军”通过武力解救家眷的可能。
好在绿谷、河谷村、枫石城、诸王堡、翡翠渡几仗打下来，新军同样抓了不少俘虏，从军官到士兵，应有尽有。
双方手中都有了筹码，又都需要一些时间舔舐伤口，所以谈判桌成了新的战场，人员交换也被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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